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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10年,约翰·希思(John Heath)出版了《两个世纪的警句诗集》(Two Centuries of Epigrammes),其中警句诗《烟草》(Tobacco)讽刺了人们对烟草的盲目追捧。
1611年,约翰·戴维斯(John Davies)的《愚行的惩戒》(The Scourge of Folly)通过多首短诗抨击人们滥用烟草。
1611年,荷兰出版的查尔斯·德·莱兹勒(Caroli Clusii Atrebatis)所著《……的后续疗法》(Curae Posteriores)中,记载了范德哈根(Steven van der Hagen)对烟草种植起源于非洲的探讨,他指出野生烟草可能由葡萄牙人经黑奴贸易引入,反驳了“非洲本土起源说”,记录了非洲人如何从欧洲人那里学会了吸烟,以及烟草成为交换媒介的情况。
《……的后续疗法》标题页
同年,伦敦出版的马蒂亚斯·德·洛贝尔(Matthias de l'Obel)所著《烟草的熏香》(Perfuming of Tobacco),该书反对滥用烟草,建议用款冬花(coltsfoot)等草药替代或添加香料降低危害,并引用了多东斯等学者观点,指出烟草具有燥热、致幻特性等对健康的危害。
1611年, 乔治·威尔金斯(George Wilkins)在《未经深思的婚姻之苦》(The Miseries of Inforst Marriage)戏剧中引入了酒馆场景,将烟草烟雾比作“誓言的飘散”,反映烟草已在社会底层中普及。
1612年,德克尔(Thomas Dekker)的《如果这不好,那就是魔鬼在作祟》(If It Be Not Good, the Divel Is in It),借魔鬼视角讽刺了烟草店泛滥成灾,揭露存在的烟草贸易腐败与社会沉迷。
1612年,亨茨纳(Paul Hentzner)出版的《旅行记》(Itinerarium)记录了1598年伦敦见闻,描述英国人用陶土烟斗吸烟的习惯,展现德国人对吸烟习俗的新奇与困惑。
1612年,潘奇罗利(Guido Panciroli)的《某些事物的简短汇集》(Raccolta Breve d'Alcune Cose)里提及烟草是古代未知的“非凡事物”,但内容多重复莫纳德斯的记载。
1612年,汤普森(Thomas Thompson)在《酒鬼的饮食》(A Diet for a Drunkard)里,将烟草与酗酒一同列为对“上帝恩赐的滥用”,称其由游手好闲的商人从佛罗里达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引入,批评滥用烟草及其对健康的危害。
1613年,德雷顿(Michael Drayton)在《多利奥布恩》(Poly-Olbion)里,批判了英国人盲目追捧外国商品,痛斥烟草耗尽黄金,助长虚荣,反映民族主义情绪与对进口商品的矛盾心理。
1613年,哈考特(Robert Harcourt)在《圭亚那航行记》(A Relation of a Voyage to Guiana)里准确预见了烟草商业价值,称其在欧洲、亚洲广受欢迎,描述圭亚那种植烟草的便利。
《圭亚那航行记》标题页
1613年,汉弗莱·金(Humphrey King)在《半便士的智慧》(An Halfe-Penny-Worth of Wit)诗集里,间接提及烟草,称其为“秘鲁的新葡萄酒”,暗示其在社交中的流行。
1613年,塞缪尔·罗兰兹(Samuel Rowlands)在《还有更多无赖吗?》(More Knaves Yet?)书中讽刺过度使用烟草的行为,将烟草称为魔鬼。
1613年,乔治·威瑟(George Wither)在《陋习被剥露与鞭笞》(Abuses Stript, and Whipt)里批判了盲目模仿外国的恶习,痛斥烟草滥用,认为其在原产地有医疗功效,但在移植至英国后则会危害健康,指责吸烟者“因跟风而忽视本国草药”,呼吁节制。
1614年,爱丁堡出版了巴克莱(William Barclay)所著《忘忧草,或烟草的功效》(Nepenthes, or the Vertues of Tobacco),反驳了詹姆斯一世(James I)对烟草的批判,肯定其药用价值,认为最早的烟草以干叶子(leaues)的形式被带到欧洲。
1614年,雷文斯克罗夫特(Thomas Ravenscroft)在《一篇简短的论述》(A Briefe Discourse)的音乐研究中收录了烟草主题的四重奏歌曲,反映了烟草已融入当时的流行文化。
1614年,泰勒(John Taylor)在《陋习的抨击或剪除》(The Nipping or Snipping of Abuses)中,假借魔鬼普鲁托(Pluto)的“公告”,讽刺烟草为“地狱的馈赠”,教唆基督徒沉迷吸烟以腐蚀身心,对其进行了宗教和道德批判。
1615年,哈莫(Ralph Hamor)在《关于弗吉尼亚的真实记述》(A True Discourse of Virginia)里,记录了弗吉尼亚殖民地发展历程,强调约翰·罗尔夫将红花烟草种子引入了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地区,称其种植的烟草品质可媲美西印度群岛。罗尔夫本人在他的《1616年弗吉尼亚状况报告》了也谈到了这一新兴产业。威廉·斯特雷奇的记述与罗尔夫的描述互为补充,并强调因为英国对于西印度群岛红花烟草的旺盛需求,引进种植成为必然。
《关于弗吉尼亚的真实记述》标题页
这些作品从经济、社交、道德、医学、殖民等多个角度,展现了17世纪初英国对烟草的复杂态度,既有对其商业价值与药用潜力的认可,也有对其道德腐蚀与健康危害的深刻担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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